第五届产业大会追踪报道:我国基因科学与产业发展的模式探讨
我国基因科学与产业发展的模式探讨
 
众所周知,开发基因资源基础已经成为新世纪成生物产业发展的要点,基因是一种有限的发展资源,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生物科学和生命技术为代表的新的生物革命正在迅猛的发展,基因重组技术和单克隆技术得到了大量的应用,极大的推动了生物制药、生物农业和生物制造领域的快速发展,这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焦点,我们不仅而且应该在这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深圳华大基因理事长杨焕明院士:
 
人类基因组计划真正开创了基因产业,已经对我们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在5月份刚刚发表了一个报告,指出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后的这十多年,美国现代基因技术相关产业差不多有八千亿美元,美国人个体的生物差不多有2500万美元,十年了还提供了380多万就业岗位。这些数字和35亿美元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投入相比,差不多是14112010年一年,美国政府已经收回原来三年对人类基因组计划所有的投入。
 
那当然基因组学测序市场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去年2010年整个市场容量达3亿美元,连续5年保持20%的增长。
 
国外同行现在都在探讨华大模式,认为华大基因正在颠覆传统的科研及产业发展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挑战。华大模式首先是没有模式,我们华大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汪建去年得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创新奖,他开办了一个规模化的基因组学中心,他这个基因的狂人决战的下一个高端是人类的健康。《Nature》和《Science》把我们说成测序工厂,但华大有的不仅仅是工厂的规模,更有权威的标准。美国国立卫生院院长Francis Collins博士赞叹在一个废弃的鞋厂里华大基因一个单位的测序能力已经超过了美国四大测序中心的总和。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赵国屏院士:
 
我以上海模式为例介绍一下基因组学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基因组学到转化医学再到4P健康医学的关系。
 
中国做事情有时候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阶段,有一个转折点,人类基因组计划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是977月,谈院士呼吁保护的遗传资源,江主席第一时间批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必须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任何的单位,任何的人类都有问题,所以国务院领导就召开了会议,保护资源,促进我国基因组的重要决策。
 
上海主要做的是跟人类健康相关的基因组学。我们除了基因组测序平台还有一套功能基因组分析平台,此外,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非常重要,所以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基因伦理、法律与社会问题研究部。
 
南方中心的科技目标是面向国际基因组学的科学前沿,面向我国科学发展的需求,积极参与国家基因组测序和基因识别,开辟有我国特色的基因组研究。发展战略是建立结构和功能基因组研究的技术平台,立足为我国医药创新体系的发展作出贡献。
 
南方中心是另外一种模式。我们有很多理事单位,包括很多的政府部门和科研单位都在里面。这个体制和机制给我们提供了整合各方面资源一起努力的机会。在南方中心以后,根据组学发展的机遇和需求,在浦东又进一步建立了一系列的中心,如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生物芯片中心的体制比较简单,它就是一个公司的建制,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把基因组的信息向生物产业进行转化,所以市场的导向比较明确。正因为它的市场导向比较明确,所以做法有点不一样。一个很容易的形式,就在下面形成了一系列的组成公司,这些小公司组成形式比较简单,他做的产业和服务也比较单一,这样就比较容易上下联动,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所以既有它的灵活性又不失控。
 
基因组技术产业化说到底还是一个服务型的产业,它是为科研服务,逐步再走向临床服务,所以它出现的时候第一步实际上是生物学问题,有了生物学问题以后就有了技术突破,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第一代测序、第二代测序的技术突破是不行的,有了技术突破之后就开始有了技术的综合,就把一些相关的技术配上去,形成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我叫它产业化一,这个产业就是一个服务型产业。这个产业做了以后,它真的能解决很多的科学问题,这样产生新的知识产权,它就会带向第二个产业,第二个产业就在新的知识产权下为民用服务的产业,所以有两个产业,一个为科研服务的产业,一个为民用服务的产业,为科研服务的产业非常先进,非常完整,但是为民用服务的产业要求便宜,但是量非常少。
 
对不同的产业的产业化过程,国家和社会要有不同的支持方式,比如在上游,就是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基本上这个支持主要是通过国家给的,到了下游,就是产业转化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是企业给的,而国家给的基本上一些产业政策,免税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我们现在的政策其实是有毛病的,国家向企业征很高的税,把税拿来再做研究,这个钱用来很没效应,最好让企业用自己的钱做开发。中游这一块很重要,这时候需要有各种的支持,其中有部分支持是我们国家非常缺的。
 
基因科学向下游转化我以上海张江药谷为例。张江建立了一系列的组学中心,同时建立了一系列药物研发的中心,比如药物的筛选,安全性的评价,包括模式的筛选中心,有了这些东西,才能把基因组的靶点变成药物的潜艇,然后再变成药物,然后再走向临床实验。全世界最大的制药厂都在张江,可以建成一个中国药谷。
 
具体工作是:第一是药和分子靶标的研发,靠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给予支撑,第二个层次是科研领域的服务,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最多的业务,去年我们做了1.5亿。第三个方面就是诊断检测技术,应该由诊断产品公司和检测中心来做,再往下走就是药物研发,这是最难的,但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
 
中国医学科学院程书钧院士:
 
我觉得在未来的十年里面,在肿瘤的个体化治疗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那就是说要对于靶向治疗的药物,你不要从单一的基因去评价技术,20年和40年以后每个人都有基因芯片,以后去看病有个芯片,大夫一看,再查一查,你对这个药是敏感还是调解,将来会进入这个时代,但是还得过20年到40年,还是很漫长。
 
未来肿瘤防治的策略其实很清楚,大家都公认,肿瘤的控制的出路是在预防,不是到了晚期怎么想办法用药治疗,那已经为时过晚,现在是没办法,将来一定是把预防控制在前,第二早期诊治,第三是单基因的要采取综合靶向治疗。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汪建院长:
 
任志武司长总结华大模式时给我们总结了两句话,科学发展离不开钱,科学发展能够带来更多的钱。今年年初中科院原院长路甬祥同志第十次来华大的时候,我们公开提出来,我们就是未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产业提升、经济转型的一个小岗村。我们能不能从小岗村,从安徽走到无锡,变成华西村?华西村去年GDP将近800亿,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个?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华大这种发展有哪些可以总结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工业革命以来的这几个基本的规律,科学、产业、技术的相互作用推动了现代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的三个因素互相作用推动的,科学发现最早来意于思想解放,文艺复兴以后大家有更广阔的胸怀,技术发明带来很多实用的东西,产业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这个规律现在没有人否定。
 
基因资源是一个宝贵的资源,这是一个资源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五个因素,科学、产业、技术、资源、信息是工业革命五个基本的因素。
 
科学离不开钱,钱离不开科学,刚才赵老师讲叫产业化1和产业化2,产1就是服务,这个服务对象就是全息组学,产2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服务科学,产2就非常大,在产1的时候刚才赵老师的总结非常好,要求全面、完整,所以我们要开展transomics研究,所以现在不愿意别人叫我们测序中心,我们叫Omics(组学中心),所有的omics都要。华大这两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产业循环,自己能支撑自身的发展。
 
星期二深圳市政府又批给了我们在临床服务上的资质,一个是所有的临床我们合法去做的,第二生育健康服务资质也批给我们,也去做了,这样的话产业化2现在也有了。产1的时候钱少点我们就是科研项目,钱给多点我们就是产业化项目。
 
所以,给科学家做的服务叫研究项目,给全民服务的叫产业项目,跟他们合作办学的叫做教育项目,而这样的结构,真正的结合在一块。另外,昨天我们建立了产学研资联盟,将引入投资来作为华大产业基金。
 
在实践过程中华大实现了科学和产业的贯穿,在人文社会中,对社会的发展,对社会的和谐中我们实现了产学研资的又一次贯穿,所以要说的话有三个贯穿,所有的在分子层面上信息上的贯穿,所有的科学到产业的部分的贯穿,所有的产学研资和对和谐社会发展贡献的贯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想的和所做的,这也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深圳市政府对我们的三个要求。第一、要做三个示范工程:
 
 1.农业的育种工程,我们跟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水稻研究所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四家合起来做一个最强的,可能也是最大的水稻育种中心,今年和明年要完成一万株水稻的重测序,利用清晰的基因组图谱来指导我们的水稻育种。也希望从水稻育种迅速的把它延伸到小麦、玉米等所有的禾本科植物里面去。
 
2.杨瑞馥老师领导的深圳市环境微生物重点实验室,跟万科合作将城市的垃圾处理和能源转化作出一个示范性项目。在新的小区里面,让所有的厕所和随手扔掉的有机物质,尽可能通过生物学的发展降解掉,至少可以大大减少垃圾排放量,降解完以后用最高的效率把它转化成可利用的能源。北京市每年要动用500亩的土地来作为垃圾的填埋,是个非常头疼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在这方面做一些贡献,这也是深圳市政府对我们的期望。
 
3. 生育健康的项目,我看市政府提出的规划上,在2012年能不能把现在的唐氏综合征这些出生缺陷降低20%,时间非常紧迫,只有一年时间。
 
基因科学和产业能不能联系起来?能不能走出一条路子?我觉得华大在不争论体制的前提下也能作出影响世界的科学成果和产业成果来,不要是去讨论说觉得华大的体制是什么。华大是一个化合体,既有研究院又有公司,华大的体制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也是得益于深圳的思想解放,不争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