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基因界的富士康”正建立起令人生畏的研发分析壁垒，更进一步，其推动基因技术走出科研圈子，面向大众医疗、健康与农业市场。财经天下周刊记者卜祥对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的采访实录如下（以下《财经天下》周刊简称周刊）

周刊：听说你只要看到华大员工在公司里打领带，就要上去揪掉，为什么？

汪建：打领带和留辫子、穿长袍马褂一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发展外延的一种现象。西装代表过去，中山装、列宁装也代表过去，唐装、长袍马褂更代表着过去。过去的东西我一般都说不反对，但是我绝对不会碰。

领带是法国和英国骑兵杀来杀去时戴的围巾，马跑起来围巾拎上去，不跑的时候弄下来，后来慢慢变成一个带子，是随着工业革命兴起时的一个服饰变化。我认为，今天的世界需要生物经济，我们要突破工业经济思考模式，就从服饰外延表现开始。

周刊：你会鼓励大家做一些超常规的事吗？

汪建：鼓励。有一段时间，女孩子要是剃光头就给8000块钱现金奖励，男人戒烟就给5万块。

周刊：你倡导的生物经济必须和工业经济、商业社会有所区隔吗？

汪建： 包括你们，很多人一张嘴都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思维，现在已经从工业革命向生物经济过渡。生物经济以人为本。从猎人、牧人、农民、工人，到信息时代，都是衣食 住行，吃喝拉撒。工业经济发展到今天，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已经过剩。过剩的同时，人们对生老病死、健康长寿，却只能听天由命。生物经济要改正这一点，以人 为本，我的健康我作主，生老病死在我手中，这是人类最高境界。

把最高境界变成商业模式，就把我们变成高大上反面了。我们想站着也把钱挣了。

周刊：1990年代你们决定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很有前瞻性。

汪建：当时想过，可能不会赢。需要那么多钱，国家不给，我们可能会有负债，甚至会坐牢。我做事情往往会考虑最坏情况，想失败后怎么办？最好的结果就是可能只会留下一篇像《荷塘月色》那样的文章，留下点名。后来，中华世纪坛里面有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记录，就是堪比《荷塘月色》。

人 类基因组计划最早由美国人提出，美国人答应研究成功出来后免费公开，英国政府就犹豫，要不要投入，就出现著名的buy one or get one free的争论，意思是花钱参与还是坐等其成？英国当时有一个富人决定资助本国科学家参与人类基因组研究。当时的德国，因为之前希特勒提出过种族优势论， 在人类基因研究上矫枉过正，犹豫很长时间，最后德国政府也参与了。法国争议也非常大，发动全民捐助做起了这个研究。日本只要看到美国大哥干，就会跟着去起 哄。

我们比较了各国模式后，希望政府支持我们。政府拖到最后不支持。我们就只能自己筹钱干。我从国外回来做了一个公司，在银行抵押了4000万，投入了3000万。当时技术不够成熟，或者成本过高原因，所有参与的企业最后都非常惨。

周刊：完成这次基因测序后，你们还是受到了官方肯定，甚至在2003年成为中科院的一个正厅级研究机构。但在2007年你又带人“裸退”，南下深圳创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汪建：在基因领域，我们和中国所有战略目标都不符，还觉得自己对。“十一五”期间，我们得到的科研经费是零。

当时，主流方向是做功能基因组，我们认为是哲学上错误。我们认为要从头做到尾，不能急功近利，抄捷径。已经证明有明确功能表达的功能基因只占所有基因1%，当时认为把这些基因做好，其他99%都是垃圾，不用研究。就像天体领域，有人认为黑洞什么都不是，这是急功近利。

历史证明我们是对的。十年过去了，现在还有人在基因组中提“功能”两个字吗？最直白的话，存在就是合理，走捷径没用——一个国家得有一些人吃饱吃撑了的做点有意思的事，敢担当。

周刊：华大整个创新体系是怎么营造出来的？

汪建： 吃饱后下一步做什么？吃得饱活得下去，我就做点前瞻性事情。当你跨越一个时代思考和行动的时候，这就是华大今天的结果，所有的都围绕这个来的，实际上在今 天中国和它的社会保障系统已经可以允许少部分人去考虑下一个时代的事情。我们碰巧是那一批人而已，没有这个大时代支撑我们做不起来。

周刊：华大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有20多岁的CEO，还有高中生辍学过来的，你在用人上有什么秘诀？

汪建：举两个例子，遵义会议时候师团长的平均年龄是27岁，林彪他们也都是20多岁，1969年阿波罗登月，都是年轻人，一个新兴业态一定是充满着激情和较少思想束缚的人去创造的，这是一个必然。全新的东西，老家伙有什么用？

现在的华大科技CEO李英睿，刚进来时候没人面试他。他老去听我们王俊（华大基因院长）在北大的讲课，老提问题，王俊说你别问了，去华大基因看看。他就来到深圳华大，然后就没有再离开过。就这样进了华大，现在是华大科技CEO。

还有些人在我们这参加创新班，暑期班学习一个月，完了以后他说我能不能再待两个月？我们就让再待两个月，说能不能给我一个饭卡，我们没有严格管理，你看我们连个正儿八经的门都没有，也没人打卡。华大在基因领域对人才吸附力很强。

周刊：在华大内部对管理层提拔有什么标准吗？

汪建：没有标准。 在我们这儿，很多人举手说我做这个事，行了就把队伍拉起来，把这个领域、方向和队伍做死那就换。现在开始慢慢出来一些评价体系，一出评价体系条条框框就来了。

周刊：明年华大科技、华大医学都有上市计划，你之前一直不太注重上市，为什么态度转变了？

汪建： 急剧发展需要足够经费支持，另外它本来就是一个商业机构，是我们商业的一部分，让它社会化有什么不好？但是华大基因整体中的核心部分并没有商业化。核心部 分是指我们的四个非盈利机构：华大研究院、华大学院、国家基因库、Giga Science杂志，人才和科研都在这里。

周刊：你怎么定义华大？你领导的华大基因看起来是一个复合体，既有公司，也有研究院和国家基因库这样的公益机构。

汪建：我们的定义很清楚，一群人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华大就是一个机构，一个法人机构，这个机构下面有世俗的事业单位，有世俗的企业。用世俗的眼光看、用工业的眼光看我们就瞅不清楚了，你用前瞻性眼光看，存在即合理。

周刊：华大电梯门口有一个体量计，听说身高和体重比值不达标的得不到晋升、加薪？

汪建：这是从去年开始，搞了一年多，今年开始强制施行。胖子员工很害怕，胖子几乎都快没有了，吸烟的人吓得东躲西藏。谁违反了直截了当不给涨工资，扣奖金。

周刊：阿里巴巴是第一家把收入和价值观挂钩的公司？你们是把身体和收入挂钩了？

汪建：我们是把体重、身高和收益挂钩了。价值观很难统一，也不需要统一，各有各的自由最好。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社会人，一定朝着这个方向走，我追求的是人类的最高境界，终极目标。谁不希望健康？

周刊：华大员工还有什么特别待遇？

汪建：我们预防年轻职工生有基因缺陷的孩子，所有怀孕员工都给做筛查，只收很低的费用，做一个出生缺陷筛查收一二百块钱。

我 把导致疾病基因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外来基因，你们都亲身经历过，SARS、埃博拉。第二类基因叫致病基因，是遗传的。第三类基因叫易感基因，同样暴露在 PM2.5下，一部分人得癌，一部分人不得癌。同样抽烟，有人得肺癌，有人不得肺癌。第四类是老化基因。是上帝的时钟，能不能找到，往后拨一拨？肯定有， 不过现在没找到。然后是基因损伤、免疫力降低、激素平衡失调等问题。

这四类基因，华大都在自己员工身上做筛查。致病基因还可分两种，一种是遗传出生缺陷导致下一代问题，另一个是猝死，也是基因造成的。易感基因一个是肠道微生物和心脑血管的关系，另外一个是和肿瘤的关系，肿瘤早期，能通过基因发现、干预。这些都慢慢在做，先从高管开始。

华大已经在内部控制员工的地中海贫血、唐氏儿等四个遗传病。全社会能不能控制，需要全社会投入。但是在科技上已经可行。从科技上活到100岁是可以的，信我的人跟我来。

现在我们做一个癌症检测外面要花一万，我们内部才收1000块钱或者500块钱。现在只能内部员工做，希望全世界人都能做。现在先解决我，我是华大最大的大白鼠。

我们在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模式。

周刊：为内部5000人制造一种新生活方式想法怎么来的？

汪建：当你做非常超前的事情，很难说服社会接受你的时候，你就退回来。想改变世界不如先改变华大，改变自己。想造福人类你还不如造福你自己。

华大想引领整个社会发展，是中国未来的模式，我有这个梦。整个人类社会猎、牧、农、工、信（信息社会），五个历史阶段走到今天，后面一定是生物经济，而且这个生物经济从现有的眼光来看是无止境的，未来生物经济一定是循环经济，生态循环经济。

荷兰人倡议大家去月球，中国人只有几个人报名，国外有5万人报名。我们算了下，50立方米的空间，足以让一个人生生不息，这是受控生态经济。吃什么、拉什么、养什么，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就像《三体》中的胶囊。

工业经济结局是过剩，要被新一轮技术淘汰，生物经济不会，我们先围绕着5000职工，明年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为一万职工做，围绕他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

周刊：美国人也很关心健康，但是它的保险、各种各样的钱都兜不住了。

汪建：它是70%都花在治疗上，我们倒过来。病是治不好的。我是医生出身，我看问题跟别人角度不一样。我思考几十年，西医、中医都学过，最后要解决人类健康问题还是从受精卵开始，从基因开始。

周刊：你非常推崇《自私的基因》这本书？

汪建：肯定是《自私的基因》，每个人都有自私性。我有两个特点，第一自私自利，第二贪生怕死，我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这两点去考虑。还有两个字，又懒又贪。

懒就是我不想干活，就让别人干活。我又贪，我嫌深圳小，嫌中国还小，恨不得把地球抱在手里。贪生怕死就是督促华大基因找到健康的基因钥匙，所有的基因健康方面的技术，都是我第一个试用。所以我是又懒又贪、自私自利、贪生怕死。

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未来一定不是以财富衡量，而是幸福和潇洒。对普通老百姓而言，男性八个字，身心健康，幸福长寿。女性再加两字，美丽。没有别的了。

华大提倡身体好、工作好和学习好，全部按照这个来。你不信我，我希望我的核心员工信我，进而希望全体员工中有90%以上相信。所以我提的口号是我的基因我知道，我的健康我作主，我的命运我掌握，生老病死我手中。

周刊：很多精英人群其实有付费做基因检测的需求，就像安吉丽娜·朱莉那样。

汪建：不着急，我先把自己做好，先把华大核心员工做好，信不信由你。我们现在要树立品牌，什么叫品牌？别人烧香来找我叫品牌。

现 在做一个出生缺陷，在深圳的医院做，做不好人家就要砸你医院。要在协和、301医院做不好，人家在门口骂两句就完了，不敢进去砸。三亚南海观音，还有普陀 观音，你烧香捐钱求子没求到，第二年再烧香再求子，第三年再烧香再求子还是没求到。你就想我上辈子做了孽，也不来烧了，肯定不敢骂观音。

不 烧香我根本不理你，等我们有人烧香的时候我再惦记普惠大众的事情，所以华大的口号前15年（从1999年算起），当时做人类基因组1%，为了祖国荣誉。现 在15年过去了，我们下一步口号是为了人民健康，不叫转型，叫升级。为了人民健康先把自身做好。信我者就来吧，不信我者我不理你。

这就是华大的一个巨大升级过程，我相信我们科技成果已经可以为人民服务了。

周刊：国家药监局许可华大做无创唐氏儿筛查，你们从象牙塔里面开始面向公众，将来华大到底在公众心目中扮演什么样角色？

汪建：我们会成为，我的健康我做主的标杆、支撑和引领者。我希望中国不再提病夫、肿瘤大国、心脑血管大国，这是最根本的，围绕这个东西会产生很多经济相关业态，农业是一部分，健康是一部分，医学是一部分。

周刊：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

汪建：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和以后最大的市场。没有哪个东西会比这个更大的，要比这个更大人类就有毛病了，就像手机变成最大的市场就是有毛病，造房子变成最大的市场也有毛病，这些东西轻而易举能让你满足的，但是身心健康是永远满足不了的。

周刊：我参观了华大基因利用分子筛查技术做的石斑鱼基地，将来华大还要养鱼吗？

汪建：我 们是最上游的技术输出者、引领者，要先有示范，没有示范谁相信你？最早时候我们想用基因技术平台支撑大家发展，当时想建立的是国家大舞台。但是建着建着我 们也没有钱了，建不了，也没人来演出，就变成现在的刘老根。我们自己建自己演，最终还是要回到国家大舞台，这才是一个国家兴旺发展的一个根基所在。

周刊：这个大舞台具体是什么样子？

汪建：四个方向，第一是粮食安全，产量一定要比别人高；第二是蛋白质结构要变化，红肉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第三是中草药；第四是新型植物花卉，各种各样看起来漂亮，闻起来香，最后还有跟人类最近的宠物。

我 们有大技术平台，五个方向都跟别人现有的基本上没竞争，现在大家都集中在大宗粮食作物上，我们不做。什么玉米、大豆、高粱根本不去做，即使做一下也是把基 础数据拿到就走。我们养殖石斑鱼，一条鱼一天的经济效益是一元钱，一立方米的水可以养100斤鱼，出厂价可以卖到10000元。这是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所 不可想象的。一系列的变化都要发生。

来源：《财经天下》周刊